“都市化”是指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反映都市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为都市化率，即一个地区常住于城镇的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例。都市化无非是“人的都市化”。因此，人的需求是都市化的关键，包括“衣食住行、业教保医”。其中的“行”就是汽车产业发展的亮点。
最近，有一些官僚和御用的所谓专家提出：“要通过大力推进都市化来促进经济增长，都市化是能支撑中国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都市化的进一步推进将是未来汽车产业发展的引擎，新型都市化的加速将为我国的汽车产业带来新的重大战略机遇。”
为此，有众多媒体拍马屁跟风道：都市化的提出将使中国都市化发展的思路发生巨大的转变，由大力进行极化发展转变为网络化发展。这种思路转变将有效激发城镇的活力，并增加其居民交通出行的需求。新型都市化的提出，势必增加并丰富居民出行的需求。因此可以预计，汽车消费将随着都市化的推行而长期受益。尤其是随着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对汽车的需求必定会有所上升；再者，汽车可以较好地辅助新型都市化工业化建设，从而加快其发展速度，相关交通基础设施也日趋完善，这些都有利于激发潜在的汽车消费需求，从而拉动汽车销量的增长。
此外，都市化进程的加速，不仅使城镇居民的人口比例逐年提高，还提升了居民的收入水平，促使消费不断升级。汽车消费需求、特别是私人汽车消费需求就会呈现加速增长态势，二三四级市场的市场潜力将会得到更大程度的释放和繁荣。这使得包括小城市、城镇、农村在内的新兴市场需求远大于大城市，都市化对私车需求是持续的利好，成为汽车产业潜力巨大的增长点，不但会成为拉动汽车消费的有力保障，还将会成为未来国内车市持续增长的希望所在。在都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汽车消费需求就会呈现加速增长的态势，还将带来汽车产品消费的迅猛升级，由此也将促进汽车产品的革新。
综上所述，中国俨然只要全面实施“都市化”，洗脚进城的暴富农民成为城市居民后，其收入就一定会大增，一大增后就会买房买汽车，因此，在理论上推论房地产业和汽车业一定会繁花似锦和繁荣昌盛。
如果都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将使城市数量进一步扩容，从而带来了更大的城市公共交通需求。那么国家和各地方政府将会陆续投入巨资，继续完善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对于客车行业来说，这有望成为其未来发展的一大直接推动力，带动客运市场的进一步繁荣，将直接刺激客车的刚性需求，拉动销量的增长。与此同时，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会提速。这对于去年以来需求持续低迷的重卡行业来说，无疑是一项重大利好，城镇化的大规模的基建投资的加速，将为重卡市场的需求提供有力保证，重卡车辆制造也将迎来新的增长周期，将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国内重卡需求的回升。不过光靠盖房子，运输砖瓦拉水泥是难以支撑和促进中重型卡车市场的整体复苏的，这也是最起码的成人标志性的常识。
随着都市化进程加快，二三线以及农村市场的刚需将被进一步激发，车市的增长重心已经悄然由一线中心城市转移到二三四线城市，从而成为拉动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新引擎。在都市化推进的同时，国民的整体消费能力会有更大的提升，这也是汽车产业发展的动能。据测算，到2020年，我国消费总规模将达到64万亿元。2011年汽车工业销售总产值4.92万亿元，如果按乘用车销售产值3.5万亿元计算，接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20%。按这个比例，到2020年消费总规模65万亿元时，汽车的消费额将达到13万亿元左右。整个“十二五”期间，都市化的提速将为私车消费带来长期利好，有可能成为未来几年汽车业保持平稳快速增长的最大红利。
当下实际上，中国各大车企的营销网络布点已经下沉转移至三、四线市场，早已走在所谓的“都市化”前面了。因此，上述的车市“最大红利”其实是个子虚乌有的伪命题。我国中西部差距、城乡差距等，过去每年都在扩大，收入差距也比较大。“这种状态下我们的汽车发展，就会明显地存在一个东中西的汽车普及梯度，这才是中国汽车市场需求量上的最大差异性。
3月6日，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在“经济社会发展与宏观调控”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发改委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中国都市化发展规划，如果顺利的话，今年上半年有可能出台规划。规划将涉及全国20个左右城市群、18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和1万多个城镇的建设。按照“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要求，推动都市化发展由速度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
日前，野村经济学家张智威和陈家瑶称：“中国经济正在显现的三个警示信号，也是西欧、日本和美国在爆发金融危机前所展现的特征。风险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开发商、信托公司和担保公司等机构。野村分析称，由于上述机构之间的依存度很高，而且以房地产市场为中心环节，一旦房地产降温，上述风险将随即爆发。野村认为，上述风险的累计，是道德风险逐渐加剧的过程；而市场风险的恶化，则会导致财富由穷人向富人的转移，并造成贫富差距的扩大。”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11年发布的关于中国主权债务的研究报告显示，截止2010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达到了14.8万亿，其中包括5.8万亿的直接债务和9万亿的融资平台债务。2012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行的城建债券攀升至1.2万亿，而在2006年，这一金额仅为294亿元；基建信托是由信托公司为地方融资平台发行的债务，2011年的规模为393亿元，2012年则攀升至1120亿元。
野村证券认为，截止目前，地方政府债务形式可能已经进一步恶化。野村估计，由于新增了1540亿的信托债务和2.1万亿的债券，目前地方债务可能已经超过了24.9万亿，约占GDP的47.7%。比债务快速攀升更严重的是，地方政府可能没有足够的现金流去偿还不断到期的债务。很多地方融资平台仍然能够存在，仅仅是因为地方政府继续为其发起新的债务提供资产和担保。这些资产和担保通常是土地，与市场风险高度相关，并面临着相当大的减值风险。
据野村估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未偿还债务累计已达11万亿。如果其利息为6%，每年需偿还10%，仅仅是偿还已有的债务，在2013年就达到了1.76万亿，比2012年全年发行的债券还有多。野村认为，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高度相关。事实上，很多融资平台本身就是房地产开发商，并为市众多基建项目提供资金。野村认为，地方政府因此遭遇了极大的资金压力，并由此不得不转向土地和平台债。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土地和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在短期内帮助地方政府解决了融资困难；但在长期内，这一模式无法持续。
所谓的“都市化”其主体产品就是房地产化，只不过是换一种说法而已罢了。非实体经济和无任何科技含量的盖房子产业不仅降低社会资金流动性、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占用大量资金和资源、推高企业经营成本、抑制实体经济发展，而且严重糟蹋浪费大量农田和耕地，掠夺土地资源不可逆，危害粮食和食品安全，形成处处鬼城，贫富差距拉大，引起尖锐社会矛盾，说白了是剥削阶级在盘剥被压迫和奴役阶级。
曾有机构将都市化对于经济的拉动效应进行过估算：平均一位农民成为城市居民，国家要花费40万元，如以每年1%的都市化速度计算，我国每年的进城农民达1300万人，可拉动52000亿元内需，约等于国内生产总值39万亿元的13%。这样的经济效益自然对于各地政府是一个巨大的诱惑。所以，尽管规划尚未尘埃落定，都市化率还是已经被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写入了政府GDP的“军令状”中。
上周，中国最有良知的真正人民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先生日前指出：造城运动攫取的土地差价达30万亿。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说，以赚取土地差价推动的旧型都市化造成诸多问题。过去几十年来，一些政府部门在这一造城运动中获取的土地价差保守估计在30万亿元左右，未来新型都市化需要改革土地产权制度。
吴敬琏先生进一步指出，2011年我国都市化率达到51.3%，首次超过50%。吴敬琏表示，最近五年中国都市化的速度在加快，但是都市化的效率太低，资源不能够支撑都市化的正常进行，进而使得工业化和现代化受到了阻碍。而这种低效率问题，现在还愈演愈烈，现就是省会城市和地级城市都出现了“造城运动”。吴敬琏表示，我国都市化低效率的主要表现为：不仅造成土地资源的大量浪费，比如土地都市化的速度大大地超过了人口都市化的速度，还造成了大量失地农民和“伪都市化”人口。这一方面很难提高这个城市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效率，另一方面还造成贫富的分化。同时，摊大饼式的发展方式还导致城市专业分工的水平很低，产业的空间结构恶化，因此城市的营运效率也变得极低。
各地方政府赚取土地差价就几十万亿，也就是剥夺了农民参与土地增值得权利，土地占有低廉的赔偿，伴随着强拆，说白了就是圈地运动，一方面把农民赶进楼，另一方面干累活脏活拿低工资，真是一举两得。只不过美其名曰：都市化、美丽中国梦，孰不知是中国农民阶级的血泪史！马克思在批判英国资本主义者时说“圈地运动”使很多农民和牧羊犬被迫与土地分离，入城成为廉价的劳动力。我们现在何尝不是如此，甚至变本加厉。所谓都市化不过又是新一轮圈地造城运动罢了。从农民手里低价拿地，高价卖给开发商，再更高的价卖给民众，民众成房奴，而实现一部分官商再次暴富。
中国式“城镇化”也不过是中国农民抛荒撂地、洗脚进城当市民；毁良田填鱼塘盖楼房建厂房，粮食也不用种了，似乎靠无科技含量盖楼房而非实体经济和进口粮食也能填饱近十四亿人的肚皮了。特别是近年来，中国房地产业和工厂、商业的用地都是高产粮食的土地，维持中国贫穷老百姓活命的18亿亩红线行政控制早已突破，没有法制中国式市场经济正在走向毁灭性的灾难边缘。
2012年，中国城市人口总数上升到了7.12亿，预测显示在2020年，中国城市人口将突破10亿以上。对中国都市化的极大挑战，甚至可能引发更激烈的贫富悬殊等问题。如缺乏社会保障体系、子女教育难题、无法公平竞争同等就业机会。此外，中央政府需要在未来20年承担15000亿人民币，例如每新增一个城市居民，社保成本将上升40万人民币左右。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打工，进而也带动了房地产的蓬勃发展，都市化运动如火如荼，城市周边的乡村民居.菜地农田全被高楼大厦取代，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各地方政府官员对都市化运动十分热衷，在龌龊罪恶的利益之链中达到乐此不疲的程度。在宏伟壮观的都市化背后是几亿亩的耕地被蚕食，在楼盘和别墅的浮华中几千年积淀的城市文化和风貌被荡平，我们的后代可能沦为物质和文化上的双重乞丐，而且这种砸子孙饭碗的行径还在继续中......
从2010年开始，中国成为粮食净进口国。2012年，中国今年前十个月进口稻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4倍，接近200万吨。美国农业部预测，今年中国大米进口量同比增长将超过4.5倍，至260万吨。这将使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粮食进口国。我国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约25%，我国耕地面积占世界耕地总面积不到7%。我国人均耕地面积是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30％ 左右,排名世界第126位，中国都将面临土地供需矛盾尖锐的现实挑战，坚持世界最严耕地制度，严守18亿亩耕地粮食安全警戒线，成为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不二选择。
自古至今，中国是饥荒之国，发生之频繁、为害之大可谓世界之最。在历史上大饥荒饿死众生的悲剧不知重演了多少次，而且每次死亡人数都是的千百万之众，惨绝人寰！人吃人的惨剧更是发生的几百次，近一百年间：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人数不详；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1931年饥荒：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1936年至1937年四川饥荒中饿死的人数不可计数，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1942年中原大饥荒：仅河南一省就饿死300万人；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据统计，这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很可能超过三千万，相当于二战中国死亡总人数还多！
今天，中国的耕地已经在18亿亩红线之下，还以每5年1亿亩的速度减少。如果这种盲目都市化趋势不加以遏制，如果我们遭遇大面积的自然灾害，如果进口粮食受阻，饥荒将不可避免！地球沧海变桑田，我们桑田变楼盘。如果耕地一旦变成钢筋混凝土怪兽，复耕的可能性为零，我们已经走上了一条作茧自缚的不归路，谁也养活救不了我们自已。
而早在上世纪末，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在《世界观察》杂志上发表了题目为《谁来养活中国？》的文章。布朗指出：“在1990年至2030年之间，由于人口和人均收入的增长，中国的谷物总需求量将达到4.79亿吨至6.41亿吨，而中国的谷物总产量却将减少1／5，只有2.72亿吨，从而中国将出现2.07亿吨至3.69亿吨的谷物缺口，相当于目前全世界谷物总出口量（2亿吨）的1至2倍。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谷物进口国。实现了持续的快速工业化的中国将有足够的外汇进口所需要的谷物（按现价计算），但是国际市场上不会有这么多的谷物供中国进口，因此以1990年为分界线，世界粮食市场将由买方市场转变为卖方市场，中国的经济繁荣将使世界进入粮食短缺时代。”
莱斯特-布朗进一步指出：“由于中国的大量进口，世界市场上的粮价将大幅度上升，致使第三世界的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人口无力购买必需的口粮，因此中国的粮食进口将剥夺这些国家和人口的食品权利，加剧世界的贫困问题。粮价上涨还将引起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崩溃，并在低收入国家引起政治动乱。粮食短缺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冲击将超过70年代中期的石油危机。”
“一个养活不了自己的中国将如何危害世界”。布朗警示道：“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在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时代，中国的人口和经济发展所形成的需求缺口将通过国际贸易产生全球性影响，中国的人口对中国的土地的压力将转变为对全球生态系统的压力，所以中国的粮食危机也就是全球的生态危机。中国的粮食危机不仅将剥夺穷人的生存权利，引起世界性的经济崩溃和政治动乱，还将摧毁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从而危及全人类以及我们的后代的生存权利，因此中国的粮食短缺对世界的危害比军事入侵还要严重！”
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戴蒙德近日撰文称：“中国土地出让总额年年70%暴涨，5年后可能达到近40万亿。中国百姓30年积累的60万亿RMB的财富，可能在短短几年内通过房地产转入各地方政府手中，这是世界史无前例的财富大转移，这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绝对是毁灭性的大灾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基本上是靠粗放和以破坏牺牲环境为其代价的工业化和都市化来拉动，但上一轮的都市化又基本上是靠血拆民房与强征农民土地来推动的。靠土地的宽供应和高耗费来保障高投资，通过压低的地价来保证高出口，以土地的招商引资保证工业化，靠土地的抵押和融资来保证都市化推进的过程，土地其实是起着一架低效率运行的发动机角色。
所谓的“都市化”实质上是给卑鄙龌龊血腥的太子党掌控的中国房地产行业，挂上一个崇高道义的幌子而已罢了。“当城市扩张不断创造GDP奇迹时，百姓是否更幸福？答案不容乐观甚至是否定的。城市已在过于集中的人口重压下不堪重负。很多城市扩张向郊区迅速漫延，卷走了有‘天然氧吧’之称的农田、湿地与原生林地，却带来了持续的酷热干旱与沙尘瀑，带来了更拥堵的交通、恶劣有毒的水质，更多失业人口以及沉重的垃圾负担。全国城镇每天至少有一亿万吨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水体，全国七大水系中一大半以上的水质受到污染，城市总缺水量的70%～80%，是由于水源污染造成的。垃圾围城成为城市的噩梦。目前，中国近700个左右城市垃圾年产量达1.5亿吨，已占世界垃圾量的1/3以上。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9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显示，土地都市化已快于人口都市化的速度。都市化运动幕后的原动力是什么呢？当然是利益作祟作孽作恶！自从九十年代开始迄今为止，中国楼价飞涨，房地产成为中国最暴利的行业。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任何虚情假意的做秀政策法规都变得苍白无力，十多年间风卷残云地把两亿人的口粮蚕食，直接催生了中国房地产泡沫将会在不久的将来破灭。
目前，一些地方政府的贪官污吏们还在为掩盖祸国殃民的卑劣罪行、混淆视听，对自己的龌龊罪恶行径进行美化包装，编织一个全国性城市大发展、大繁荣的乌托邦、海市蜃楼似中国蓝图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