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无法到国外调查涉案日企的违法行为，但继调查液晶面板生产商时成功“策反”台湾友达后，国家发改委反垄断局的执法官员再度运用“宽大政策”，寻找到了愿意用主动提供证据换取免除处罚的“污点证人”。

　　在本案调查中，日立公司和不二越率先自首后提供的重要证据，让发改委反垄断局对看似铁板一块的日企垄断联盟的反垄断调查出现突破口。在此基础上，执法人员通过逐一问询，反复比对核实资料，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理清了八家汽车零部件生产商和四家轴承生产商价格垄断的脉络，掌握了充分的证据。

　　案情突破：反垄断常态化让日企决心自首

　　“这个案子是一个国际卡特尔行为，最大的难度是很多违法事实发生在境外，我们无法到实地调查取证。”

　　发改委反垄断局一位负责人告诉中新社记者，在依靠自身调查无法获得足够证据的情况下，综合运用法律责任条款和宽大政策在国际卡特尔调查中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反垄断处罚在各国都非常高”，该负责人表示，正是因为如此，免除罚款机会的存在就改变了违法企业对收益和成本的预期，从而让垄断同盟出现裂缝。

　　不过，2011年底国家发改委对汽车及配件展开反垄断调查时，由于中国几乎没有反垄断调查的先例，因此，当时已经分别在美国和日本“自首”的日本企业没有任何在中国自首的打算。

　　不过，从电信联通到液晶面板，从茅台五粮液到乳粉企业，发改委反垄断局的频繁出手和反垄断执法的常态化趋势让日本企业改变了自身遭到反垄断调查可能性的估计。

　　前述官员透露，2014年4月2日，日立在梳理自身业务，判断涉嫌违法的情况下，到国家发改委做了主动报告，把他们就汽车厂商发的询价函，和竞争对手之间协商的方式、时间和地点进行了汇报，并提供了证据。自此，日本汽车配件制造商垄断的黑幕开始被一点点揭开。

　　理清脉络：逾50名日本员工赴发改委接受调查

　　据介绍，在突破口打开后，发改委反垄断局的执法人员拟定了调查所需要的资料清单和询问问题清单，并开始向其他涉案企业逐一发出调查通知书。

　　“有的企业在我们发函前就已经来自首，有的虽然没主动来，但在正式调查中，面对我们已经掌握的证据，他们大部分都还是如实提供了资料”，上述官员透露，执法人员花了大量时间，对各企业提供的资料反复比对核实，相互印证，“我们和一些企业的资料往来达到三四个回合，通过不断细化材料，核实细节，最终确定了调查事实”。

　　除了资料的繁多，较长的时间周期也是本案调查的难点。前述负责人表示，由于大部分订单实施的时间是在2013年底，因此串通投标的时间可能要追溯到2000年附近，企业许多当时的工作人员都已经离职了。

　　在这种情况下，发改委反垄断局要求涉案日企每家安排三到四名参与价格协商的员工和公司高管到北京来接受了多轮调查，“最后总共来了50多人，来不了的也提交了书面的陈述书”。

　　在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后，国家发改委20日对日本十二家企业实施汽车零部件和轴承价格垄断罚款12.35亿元人民币。而作为率先自首对案情进展起到关键作用的日立汽车系统有限公司、株式会社不二越被免除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