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正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当中，其中规定为进一步完善惩治扰乱社会秩序的规定，修改危险驾驶罪，增加危险驾驶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规定“在公路上从事客运业务，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将处拘役，并处罚金。

　　“超速入刑”有助打击“马路杀手”

　　实践中，与醉驾、飙车危险性相当甚至更高的行为还有很多，是否有必要以概括的方式，抽象出危险驾驶罪的内涵，以更好地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居民汽车保有量迅速上升，但与此同时，醉驾、飙车等行为屡屡发生，各种“马路杀手”给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极大危害。为此，在法律界以及社会各界的认真研究与多番呼吁之下，《刑法修正案（八）》特别增加了危险驾驶罪，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驾和飙车入刑，是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公众参与的积极回应。三年多来，法律实施的效果有目共睹，立法的实效性已经得到证实。但是，正如一些法律界人士所指出的，《刑法修正案（八）》中的危险驾驶罪采取的是一种列举式的立法模式，也即，仅仅将明确列举的醉驾和飙车行为入刑，而排除了其他与醉驾、飙车危险性相当甚至更高的行为。

　　然而，实践中，与醉驾、飙车危险性相当甚至更高的行为还有很多，例如无证驾驶、吸毒驾驶、疲劳驾驶、严重超速驾驶、超载驾驶等等。因此，《刑法修正案（八）》中的危险驾驶罪一出台，便受到了一些法律界人士的关注，指出其规定的危险驾驶行为内容过于狭窄，并没有涵盖与之危险性相当的其他危险驾驶行为，从而大大降低了未来对形势变化的适应性。

　　因此，本次《刑法修正案（九）》将严重超速、超载行为入刑，是法律进步，必将大大有助于打击此类“马路杀手”。

　　不过，如前所述，除了醉驾、飙车、严重超速、超载之外，危险驾驶行为还有很多。因而，列举式的立法是否妥当？是否有必要以概括的方式，抽象出危险驾驶罪的内涵，以便将其他未列举的危险驾驶行为包括在内，同时留出一个开放的空间，以更好地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这些，恐怕值得立法者深入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