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消息称，从5月6日开始，北京将在全市范围内实施“对行人闯红灯的处罚措施”。在此之前，就有媒体报道某些城市已经开始实施了该项措施。虽然措施的实施效果还有待观察，但反映了交通管理部门对改善交通秩序、降低交通安全事故、提高出行效率的渴望。

　　交通拥堵已经成为大城市的突出问题。造成交通拥堵的原因很多，包括城市规划理念的落后、机动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与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相对滞后的矛盾等，而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也常常被大家提及，并把这个问题戏称为“中国式”的过马路。除了对交通通行速度产生影响外，“中国式”的过马路还影响交通安全。

　　“中国式”过马路让人头痛，大家也都似乎明白这是不对的，但为什么还有很多人去“践行”呢？我个人感觉有两点原因非常重要：一是“中国式”过马路的犯错成本很低，二是行人侥幸心理比较明显，认为交通事故离自己很远。两者叠加，造成行人没有从心底里认识到不应该“中国式”过马路。

　　其实，交通管理部门实施对“行人闯红灯行为的处罚”，从根本上来讲就是试图通过经济手段要行人明白在红绿灯面前什么才是正确的过马路方式，树立交通法规的尊严，并且对错误的行为有所忌惮？然而，中国大城市人车混行的情况普遍，并且不设红绿灯的路口很多，我们如何让行人在这种情况下也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呢？总不能也采用罚款的方式吧！

　　“十八大”以后，“改革”再次成为一个热点词汇。根据“十八大”的精神，经济体制改革核心任务是改善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效率，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民主政治、法制建设、简政放权。然而，如果用一个词来概况改革的目标，这个词是什么？综合各方面专家的观点，“法治”应该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如果用这个词来解决目前交通的问题，比如“中国式”的过马路，就是要建立一个“法治交通”。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法治交通”能够解决问题，那么这个法治交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前几年，我在澳大利亚旅游时，导游对我们特别强调，在十字路口过马路一定要按交通指示灯的标志走。如果闯红灯被车撞了，你要承担全部责任，不但车主或司机不会赔偿你任何损失，你还要承担车主因此造成的车辆修理费用。这种规定在咱们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在国内，即使在高速公路上撞上“行人”了（行人穿行高速公路在国内比较普遍），恐怕车主都要承担不小的赔偿费用。澳大利亚和国内的做法存在差别的源头主要还是认识上：澳大利亚认为行人和机动车在道路交通领域是平等的，因此，每方都有相应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而在国内，认为行人和机动车在道路交通领域是不平等的，行人是弱者、机动车是强者，从保护弱者、促进社会和谐的角度，如果发生交通事故，机动车一定要承担一定责任。

　　澳大利亚的做法和我们国内的做法哪一个更好呢？我个人是支持澳大利亚的做法的。因为，这种做法至少确保了道路交通参与者的平等地位，减少行人的侥幸心理以及发生误判的概率。也许，这就是我们需要的法治交通的一种表现。

　　2年前，北京市公安局某位原领导在与我们交流时，也曾对国内的做法提出批评。不过，人家更专业，使用了“路权”的概念。他认为，行人闯红灯、行人上高速、行人过马路不走斑马线、自行车上机动车道等，都等于他们放弃了“路权”，因此，在发生交通事故时，他们享有的权利就要较大地减少。

　　其实，法治交通的最终目的就是让行人明白在道路交通中“什么行为是正确的、什么行为是错误”，并产生对交通法规尊重和对违法、违规后果的“恐惧”。就像新交法让酒驾者畏惧酒驾处罚后果从而酒驾行为大幅度减少一样，法治交通对“中国式”过马路的警示效果也应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