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之内我国要大力淘汰“黄标车”，这是最近汽车界综合新闻中原本不怎么起眼的新闻，因其有一个概略统计的大数——16个省市2年内估计有576万辆“黄标车”将遭淘汰——而变得引人注目，又因其属于治理大气污染的应有之举——“黄标车”是目前在用车中排放污染最严重的类型，人人得以喊打——而变得顺理成章。

　　然而，按照一项利于公而并不一定利于私的事业之发展惯例，引人注目、顺理成章，并不就真的能够众志成城、咄嗟立成。对于喊了多少年需要加速淘汰的黄标车来说，公众最主要的担心在于两端：一是，即便16个省市同时高举喊打义旗，黄标车的客观生存空间大大缩小，但是毕竟还有广大的回旋空间，黄标车在“肉体上”难以灭绝、被不法商人梯次转移到新的地方去造成新的污染的可能性依旧存在；二是，在淘汰了黄标车的地方，黄标车的“精神”并未同步淘汰，在用车污染的“习性”依旧，污染源此伏彼起，源源不绝。

　　治理黄标车“乾坤大挪移”的办法并不复杂，只要卡住在用车二次上牌这一关即可——只要是黄标车，无论在哪个地方，都不许也不能转让、上牌进而上路——黄标车命即休矣。然而，治理黄标车是典型的公共事业，其难处与别的公共事业相类似：于公众最有益的事，对涉及到的个体并非最有利，所以，一些人常常会利用这样的心理，钻政策的空子，为了获得一己之利，在从转让到上牌的这个链条上，铤而走险，沆瀣一气，大玩瞒天过海之术，让那些危害大气极深的“黄标车”继续行市。所以，今后的任务，不能再在喊口号、讲规划的层面上打圈圈，而需要痛下杀手，扼亢拊背，直抵这些人的要害，确保写在纸面上的淘汰规划落到实处、生出实效。

　　如果说，堵住黄标车转移的办法是剜去“毒瘤”，那么，铲除存留于一些人身上的不良用车习性，则是治本之策。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场景我们并不陌生：新车出厂，标示的明明是“国Ⅳ”，其实只不过是“国Ⅲ”；明明有最新法规要求某月某日起实施更严格的排放标准，却总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一再推迟；在用车尾气检测，明明不合格了，交一点钱就能从检测机构那里拿到“合格”证明……这样的习性，看起来与黄标车没有直接关系，其实质无异于纵容了变相的“黄标车”；这样的行为，表面看是执行公共政策方面存在惰性，其实质仍然是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一些人只习惯于选择后者。在个人利益面前，人们心中对黄标车和变相黄标车无限度地容忍，其伤害广度和深度，比那些延长黄标车寿命还要更大。

　　因此，淘汰黄标车，不仅要全面提升制度的力量，更要调动起控制汽车尾气排放污染的责任感和正能量；不仅要从“肉体”上淘汰黄标车，更要在“精神”上淘汰黄标车。这才是淘汰黄标车中更重要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