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汽车成功的主要因素是将品质放在第一位，只有品质上去了才会具有全球竞争力。”10月24日，国家信息中心资源开发部主任徐长明在第一届中韩汽车产业发展研讨会上向汽车商报记者表示。

　　徐长明告诉汽车商报记者，同样作为后来者，韩国汽车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中国，虽然韩国汽车的发展模式不能照搬，但仍十分值得中国车企学习。

　　 向韩国学习

　　 记者：韩国车以前给人的印象是低质低价，后来他们提出了要提高质量，效果很明显。但中国企业提升质量的口号也喊了很久，为什么不见起色？

　　 徐长明：上世纪90年代初期，韩国车在中国的口碑非常不好。他们花了十年的时间，从1992、1993年开始，到2003年，一直聚焦提升品质。这就是韩国成功的主要因素。

记者：中国与韩国相比，汽车工业发展还稍早一些，为什么现在反而落后了？

徐长明：好的产品才会有全球竞争力。中国的自主品牌小毛病比较多，零部件等配套方面有问题，对于消费者来说，自主品牌的质量、可靠性跟外资比还有不少差距。自主品牌要翻身、要形成国内竞争力，必须考虑如何提升品质。

　　政策方面，韩国政府只是做了引导，帮助形成竞争格局，构造一个比较好的竞争环境，让大家做事情。中国的政策是扶持和约束，要么就扶持你，要么就约束你。现在我国国企的比重比较大，将来更应该让民营汽车制造商有发展的空间。

　　还有一点差别，中国合资企业用的全是国外品牌，每年大量的广告都是给外方花钱打形象，在这个体系下外方越来越强。虽然也是引进外国技术，但韩国一开始跟中国的路就不一样，合资不让用外方的商标，就把自己的品牌造出来了。等到合资走了，技术留下来了，商标也留下了。

产业模式不能照搬

　　 记者：韩国的汽车产业模式是否具有可复制性？

　　 徐长明：中国经济发展规律没有什么特色，基本上在走别人走过的路。韩国的经验中国肯定可以学习，但不能照搬。

　　韩国最早出台了一系列对外封闭的措施。中国刚开始关税也很高，在限制，加入WTO这么多年，已经成为一个完全开放的市场，投资也在开放。但这个过程中，中国对内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封闭，民营企业想进入汽车领域的门槛很高，与韩国恰好相反。再比如市场均衡化的问题，中国的自主品牌基本上在国内和一些新兴市场发展，很难进入发达国家。

　　 记者：刚才提到我国国企比重比较大，这种情况造成的困难在哪？

　　徐长明：韩国车企都是民企，一把手定了之后，决策基本能够在公司得到执行。对于中国来说，国有企业追求两个目标：GDP与税收，主要跟数量、产值挂钩。业绩有可能使企业老总的晋升通道比较畅通，同时很多地方政府都希望整车企业有比较快的增长率，这样税收也有保证。在各方面准备工作没做好的情况下盲目追求效率，肯定品质会有问题。

　　除了体制，还有其他标准。民营企业有的做好了，有的没有做起来，这就是时间上的差距，中国市场还有十多年的快速期，这些企业只要一步一步探索，就会有市场的空间。

十年快速增长

记者：为什么说是十年的快速增长期呢？

徐长明：每个国家的汽车市场发展都有两个快速增长期：第一个是5年左右，年均速度30%左右；第二个快速期是十年左右，年均增长率20%。中国从2009年开始进入第二个快速期，这个增长期时间会长一些，大概15年，中国的收入与经济发展的梯度，决定了汽车普及的速度。从现在算起，可能10%的速度还有十年左右，这是我们研究的结论。

　　这段时间里，要赶紧支持我们的企业做各种各样探索，因为最后如果汽车工业出不来国际一流的品牌，我觉得将来想再保持增长都很难。

记者：这十年是不是中国自主品牌发展的窗口期？

徐长明：我觉得应该尽快创造环境，多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想怎么能够让民企加快一点。毕竟汽车是竞争性行业，民企最后在机制上一定是胜于国企，中国汽车行业里国有的成分太大，四年一任制是没办法的事情，解决不了。而民企可以传承一些东西。我觉得下一步应该构造更加公平竞争的一种环境，对民企是不是可以放得更宽一点。

记者：之前讲四大四小，这个格局下民营企业可以怎么突破呢？

徐长明：我觉得只能增量调整，现在四大已经形成了，限制它发展不可能，只能是民企发展得快一点、数量多一点，国有企业不再增加新的企业，顺其自然就起来了。增量调整，不可能限制。

记者：现在都在争第四的位置，有必要这么做吗？

徐长明：这是考评机制的问题，做大之后赚不赚钱是另一回事，但企业大了之后影响力就出去了，因为考评机制还是国有企业。但是民企相对好一点，政府对民企会有影响，但不这么直接，市委书记、市长一般不会要求民企量的多少，国企不是，直接就可以免了你，你是政府来管的，这个角度考虑得更多一些，民企相对能够按市场化规则运转多一点，这种企业可能更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