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早实行限牌限行的“北上广”，到南昌、长春、贵阳、遵义等二、三线城市，对小汽车购买和使用实行限制的手段被越来越多的城市所采纳，但这种做法和实际收效却一直备受争议。
交通拥堵真的能够一“限”了之吗？出席今年全国两会的一些代表委员认为，城市治堵不能仅靠“限”计“限”策，而是应该脱离“懒政”思维，科学管理城市、科学统筹城市发展，对症下药。
“限”字难治堵
杭州于2011年开始推行错峰限行，却在半年内激增近8万辆机动车，交通愈发拥堵；去年3月，上海私车牌照拍卖价格突破9万元大关，被称“最贵铁皮”，但道路拥堵并未缓解；去年9月17日，限行多年的北京晚高峰近百条路段的“拥堵模式”让司机怨声载道；去年9月22日，“中国城市无车日”，杭州、北京等限行城市变成“堵车日”……
“目前，国内一些城市采取了尾号限行、限购等措施来缓解城市拥堵，虽然这些措施能限制一定的车流量，但这种权宜之计并非大中城市的‘治堵’之本。”全国人大代表、中铁四局集团总经理许宝成认为，购车刚需客观上一定程度存在，限购、限号措施并没有达到限制车辆出行的目的。
许宝成认为，滞后的交通基础设施与迅猛发展的交通现状不相适应、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相对滞后、市民出行方式比例严重失衡、城市公共停车场商业建筑配建停车位严重不足、城市规划缺乏科学性前瞻性等都是造成城市拥堵的原因，解决方案并不能仅仅停留在“限号”上。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李霞则表示，简单地限行、限号这种治标不治本的行为仅考虑短期效果，却不深究拥堵的根本原因，也没有仔细考虑可能产生的后果，只能造就出“史上最贵铁皮”、“天天拥堵日”等问题，而无法根治交通拥堵难题。
一“限”了之是懒政
“限了还堵的原因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懒政，如果限了以后，政府什么都不做，那才是懒政。”全国政协委员、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唐子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