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家汽车企业成为汽车业甚至全球舆论关注的焦点。一是美国的通用汽车，它曾垄断“世界第一车企”的宝座70余年之久，被誉为美国制造业和美国梦的基石，却因为隐瞒车辆点火开关缺陷并延迟召回十年，导致数十人死伤，成为美国公众和政府谴责与惩戒的对象，并面临着召回1500多万辆汽车，付出约上百亿美元成本和品牌受损的代价。

　　二是中国的长城汽车，作为一匹黑马，长城这几年异军突起，令国外金融业和新闻界惊诧，称其“利润率超过法拉利”。但进入今年以来，长城汽车却因年销售增长目标、披露销售业绩报告被频频质疑；而最严重的，当属旗下哈弗H8三次“负责任”的延迟上市，这不仅让企业本身陷入不利处境，还对其资本市场表现造成不小冲击，令长城的前景蒙上阴影。

　　同样是关于汽车产品的“延迟”，从表面上看，这两起事件都造成了较大“负面影响”：企业遭受质疑、品牌受损，不得不付出时间、人力与物力代价……但从深层次分析，两起事件却有着本质的不同。

　　在很大程度上，通用汽车践踏了汽车行业的“道德底线”，为降低成本延迟缺陷产品召回，无异于残害生命；企图隐瞒丑闻十年，更是对美国引以为傲的制造业的亵渎。

　　笔者认为，相比之下，长城汽车对哈弗H8决定延迟上市，至少体现的是企业对消费者权益重视，显示了企业注重长远发展，是有道德、定力和自信的表现，更高层面是中国汽车企业代表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水平提升的缩影。

　　事实上，公司规模迅速扩大之时，企业家最容易自我膨胀，企业也容易自我迷失；走向歧途的风险，远高于别无选择的创业时代和企业规模大到一定程度后、难以充分权衡利弊。

　　通用汽车面对费用节省的“厚利”诱惑和破产重组重担下百废待兴的压力，从领导层到基层技术人员竞相对致命缺陷推诿瞒报，多年积累下来的质量体系流程和监管机制，被贪婪和麻木消磨殆尽。

　　这样的问题，近年来同样出现在福特汽车（产品断轴被动召回）、大众汽车（DSG变速器故障）和丰田汽车（踏板门）等一系列伟大的企业身上。其中福特甚至曾因对产品缺陷存在侥幸心理，被美国当局判罚上亿美元赔款和罚金。

　　正如通用CEO玛丽芭拉所言，大家都达成一致，却从没有持久的贯彻（她称之为“通用摆动”）。这家企业已经被百年的“官僚、保守文化”笼罩，内部纠错机制难以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