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国家相关部门发布了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公车改革有了实质性进展。但是这项改革依然复杂而艰巨，本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公车改革的问题。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公车问题是一个典型的委托——代理问题。公众和上级部门是委托人，公车的使用者是代理人。委托人希望代理人节约资金、将公车用于工作；而代理人要舒适、讲排场、想公车私用。两者的目标存在偏差，于是产生了委托——代理问题。

　　对于委托——代理问题，第一个难点是激励不相容，即违纪、违规甚至违法地使用公车所带来的好处要远远超过可能受到的处罚或制裁。事实上，当前，公车私用几乎不会对工资、奖金发放和职务晋升造成任何影响。

　　远比搞清公车数量要难得多的问题是：如何才能知道这几百万辆公车里每个时刻坐的是谁、行使在什么地方、又在干什么呢？有的改革措施是给公车装GPS。产生的数据给谁看？拿到数据以后如何处理？显然应当调查和核实，这又是很大的工作量。公车使用者可以用一万个理由说明其使用的合理性。这就是信息不对称。而最重要的问题是：对公车的监督调查权是一项新的权力，这项权力的拥有者可能会面临形形色色的诱惑或威胁。于是又产生了新的委托——代理问题，即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简单地说，由于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制度的执行成本大幅度增加。

　　公车改革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从经济学的视角看，公车改革涉及的主要矛盾是由于激励不相容和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监督成本过高的问题。这也是此次公车改革提出要取消一般公务用车的原因所在。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一项制度能否得到有效推行，取决于这项制度实施的供给与需求，而需求又取决于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如果监督成本过高，会导致制度流于纸面，无法实施。公车改革要想取得成效，需要三个条件：高层领导的决心、制度设计者的智慧以及制度执行者的毅力，缺一不可。60多年前，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如何破解“历史周期率”时说：“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与世界各国的经验不谋而合。在降低委托——代理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监督成本方面，内部监督不如外部监督，集中监督不如分散监督。公众监督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解决方案。公车改革后，被保留的公车在购买和使用的过程中都应该透明。比如，把确实需要保留的公车在显著位置用油漆喷上使用者的具体信息，比如“XX部XX司XX处公务用车”字样。设想一下，如果某辆公车整天深入到农村、工厂、矿区，了解群众疾苦，解决老百姓关心的问题，这样的公车一定会得到老百姓和上级领导的支持和赞扬。

　　而通过公众的监督，能够有效地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监督成本和监督权被滥用的成本。在大范围、全时段、低成本的公众监督之下，公车被暴露在阳光之下。公车私用的风险大大增加了。这是公车改革的关键。被网友戏称为“跨境执法”的云南楚雄公车私用案即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当公车无法或很难被用于私用时，购买和使用公车的动机将大大下降，于是可以在公车购买的预算环节严格审批，减少用于购买公车的预算支出。在此基础上，加强和规范对公车政府采购环节的监督管理。

　　总之，公车改革涉及预算、采购和使用管理。三者之中，使用管理是关键，公众监督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监督方式。